赈灾，只是刚刚起步......
借这次赈灾，我们会看到不少“公益”实例，也可以学到很多相关知识。
先学后行，也许能提高不少功效。 
很多人的一个困惑：想做点什么事情，却不知该怎么做 （2008.5.25《新闻晨报》李承鹏）
[编者按]大地震发生后，李承鹏和朋友们自发赶赴灾区，进入北川，希望以一己之力，援救受苦灾民。这些天的经历，引出了他的很多问题：为什么人们有种感觉，很想做点事，却没能好好地使上一把劲？我们的救援和慈善体系，是否可以更加开放、立体、有效？
这也是我们做这期特别报道的目的。
即使我们一点忙也帮不上，但至少，可以思考。
■李承鹏：资深体育记者，专栏作家，他在博客中写道：“不要问我‘为什么要跑到北川去救援’了，如果一定要找个原因，就是，其实我们都很想每天，每分钟，听到类似某个小孩，某个老人被营救出来的消息。其实我在援救过程中充满恐慌，人在大自然面前太渺小了，像一根草，像一只蚂蚁。”
李承鹏对《星期日新闻晨报》表示，本文稿费将捐赠给灾区儿童。
热心人如何知道、确切知道哪里需要帮助
5月19日清晨8时，我常常提到的酒吧老板老段带着由十几辆车自发组成的队伍从绵阳出发，前往北川深处的一条沟里搜寻幸存者。和其它繁多的民间搜救队伍不同的是，这支队伍中有攀登过珠峰的登山家，退役的军人，业余车手，也有专业的登山绳。据消息说，沟里有不少人。
直到20日凌晨老段才回到成都，可他没有带回一个人，只带回一条受伤的农家狗。
他们曾经用绳子拴住腰吊到沟里，但一点人声都听不见。我说，也许幸存者已经不幸了，也许这条根本就是假消息，这几天这样的消息和这样的搜救队有很多，大部份没有源头，当然也没有结尾。
更典型的是前几天传说于江油的某条短信，有军人说自己的妻子正面临分娩而无人救助。无数从网络或手机上收到消息的人赶向那个地方，可很多天来，发现学校里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怀孕的女人，人们晕了，可是后来权威机构却说这位军人的妻子找到了，让人觉得完全在打一场复杂的信息战争。
由于地震期间信息的爆发但缺乏可靠性，网络和短信在帮助了很多灾民，同时也成为一定范围的流言集散地。“救援盲区”（成都先锋传媒联合几家门户网站推出的网络平台，旨在搜集一些受灾地区的准确信息）这个网络平台的适时产生，具有一定可信度，但由于技术和人力原因，远远谈不上权威性。我曾经向网站的负责人、成都记者唐建光询问过相关信息，他如实回答：我掌握的情况和你基本一样。
为什么没有行之有效的统一信息平台？当老段、唐建光、和无数可爱的出租司机们、义工们都成为詹姆斯·邦德时，就让人有点难过。
成都交通台现在呼吁：不要再以个人方式前往灾区，造成交通堵塞和资源浪费。可现在成都的情况是，仍有不少外地的人们前往灾区，由于没有更专业的技术和组织，虽然带着帐篷、面包、清水却不得门而入，只能在成绵、成灌、成彭等高速路附近转悠。偶有深入山区的，大多也毫无收获。就是这样，这是不容怀疑的善良动机，也是缺乏协调和效率的民间行为，而且似乎看上去是解决不了两者的矛盾。
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惑：想做点什么事情，却不知该怎么做这次灾难使这个国家很像一个家，不仅激活了久违但一直就存在的民族自救能力，政府领导亲历第一线和快速反应也赢得更多的民心，当空政导演高希希告诉我中国空军从高空跳入汶川创造了世界军事纪录时，作为普通民众一员的我的安全感也大大提高。
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惑，也是很多人的困惑：想做点什么事情，却不知该怎么做。
灾区外很多帐篷，但你们要是寄给我，我没有能力把几千顶帐篷运到灾区。
电视、电台和博客留言中随处可见想要捐款、认领、亲赴灾区救援的人们的留言，有成都人留言说“我在成都市区有一处约两千平米的空置办公室，能够安置八百名灾区群众吧，请与我联系”，可按政策，私人救援者是无法收留如此之多遇灾群众的，因为他无法保证卫生防疫、安保、食品、信息传递各种事务。
有人给我本人留下真实电话号码，要打入我卡号上向学校捐助上万善款，可我个人是没有权力收取这种款项的，否则就可能会在某条负面社会新闻里看到我的身影。
还有人想为灾区学校捐赠十台性能良好的二手电脑，但如果必须由政府机构出具运输费用甚至辗转送至灾区，相关费用已接近十台二手电脑。
几天前，我与黄健翔、韩寒等人见红十会一位负责人，她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已非常疲惫，穷于应对各路捐助和救援，虽然有很多志愿者前来帮忙，但秩序肯定谈不上井井有条，不能满足外界所有试图参与到救灾行动的人们的愿望。
……
在现场最大的感受是，向灾难人民救援的愿望很明确，可是在具体操作上却很有些迷茫，从某种角度这像一个围城，外面的想进来救助，里面的却因得不到再及时一点的救助想冲出去。
最近几天的民意是，有想在灾后去灾区支教的，有想去参加修建倒塌教学楼的，有想担当施工监理的，有声称能提供几十吨高标号水泥但缺乏运输能力的，也有愿意当担架队员义务司机的……缺乏协调和组织的民间力量要么站在川门之外焦急万分却不得要领，要么直接冲到四川灾区，结果越帮越忙。
很可爱，很可怜。
获得最多的人，也被寄予更多希望
最近几天从在灾区的感受我得出一个纯技术化建议：我们的救助和慈善体系，能不能在技术操作方面更加灵活更加有效率？无数的人们想参与救援，但民政部门和红十字会的人力、精力、程序上难以完整组合他们，更完善地进行救援及灾后重建。能不能建立更多的国家授权的慈善平台？在民政部门的监控和领导下，给予一定的独立性，从而形成规模和效率。而不是现在热心民众呈散兵状涌进，更多的资金无法吸入到位。
有两个最近的实例可以佐证，中国的慈善事业可以更灵活多样务实地进行，比如说成都置信和黄健翔韩寒李承鹏三个在成都红十字的框架协议下出资修建“安心学校”，一样要通过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批准立项，同时也是黄健翔说的“用我自己摸得着，看得见的方式进行救援”。现在民间很多人都是这个想法，只不过这种模式还要完善。
前天，万达集团和都江堰市政府达成协议，由万达集团出资重建都江堰市中心医院，这是一个珍贵的信号———这次受灾严重的学校、医院的重建工作，可以通过企业直接的介入、监理，而保证其质量和投入规模了。
5月19日至21日的“国哀日”后，中国人除了哭泣还能做点什么？重建！可怎么重建，怎样发挥社会、民间的力量去重建———这是个慈善的战略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
今年三月试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章第十一条中注明，“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分配和使用情况，是要求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这场地震之后，我们更需要在机制上去完善它，监督它，让它更有效率，和获得民众的信任。
在此，突然想引用盖茨为基金会运作定下的“15条军规”的两句话：
一、任何情况下，基金会都不得有傲慢的“施舍者心理”。
二、“所有生命，不管在哪里渡过，都具有同样价值，获得最多的人，也被寄予更多希望”。
看来，比尔·盖茨不仅会生产WINDOWS软件。
（本文小标题为编辑部所加）
我们能够做什么？
——志愿者、公民和可持续灾后重建 （2008.5.25《新闻晨报》谢岚）
从灾难发生第一刻起，人们自发投入了援救，但是大家很困惑：
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到底哪里有人要救？前方到底需要什么物资？帐篷药物如何送到灾民手中？有技术有装备的人冒险进入震区，他们和谁接洽？如何才能把心急如焚但又不知所措的“游兵散勇”协调整合，形成一股有效的民间救援力量？
现在，震区逐渐进入漫长的重建。孤儿。孤老。残缺的家庭。倒塌的房屋、学校、工厂、作坊。瓦砾旁的农田。废墟。
我们能够做什么？
这期《星期日新闻晨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亲入北川救难的人、参加过台湾9.21灾后儿童心理重建的专家、已有实质性灾后重建援助计划的NGO（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专事研究NGO的学者……他们的经历和想法，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差不多可以说，这回是第一次，民间力量如此自发、踊跃、有迫切感地参与一场社会危机，因此，出现一些慌乱、无序、无效的局面，实属正常。
“非灾民的广大公众若不想只安于当一个观众，公民社会就必须有想像力与实行力……至于非灾区的朋友，我的建议是别急于现在去灾区，或许可以对自己许下承诺，在一年内要去灾区从事志愿服务，并对西南与山区人民的处境付出心力。这场地震真正严峻的挑战是灾区经济的萧条，而重建的大敌是公众的遗忘。”有专业人士写道。
如果你有意成为志愿者，甚或有意建立一个志愿组织，我们以为，只有爱心和冲动是不够的，这是一个认识自己、了解需求、发现渠道、专业培训、以及亲身实践的全过程。
如果把这场灾难视为一场异常艰巨和复杂的公共事务，那么学做志愿者的过程，也是我们学作公民、学习公民自治的过程。灾难不止考验政府，也试炼着公民社会，是反映、认识和提升民间力量的契机。
我们能够做什么？
祈佑。思考。学习。行动。
也许，我们也可以再问问自己，为什么要去帮助灾区受苦的人？只是同情、奉献、去爱吗？
盖茨基金会有“15条军规”，其中之一是“任何情况下，基金会都不得有傲慢的‘施舍者心理’。”因为帮助别人其实是为了自己———无论生活以什么样的形态流淌，终归有很多人或轻或重地在追问自我存在的价值。
学习做志愿者，学习做公民 （2008.5.25《新闻晨报》谢岚）
贾西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NGO(非政府组织)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转型期的政府职能界定、公民社会与治理（包括政府与公民关系、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等。
星期日新闻晨报（以下简称星期日）：公众参与这场大灾的热情很珍贵，但很多人都有一个困惑：很想做什么，但不知道怎么做，“散兵游勇”地去了，比较分散无序，效果打折。你觉得是为什么？
贾西津：大家参与不进去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志愿组织、NGO机构虽然总体数量不少，但都比较小，比较分散，大多是个体式的行动，社会知名度也很小，尚未形成“第三部门”的力量。
星期日：什么是“第三部门”？
贾西津：它是指政府、企业之外的社会部门，由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互益性的、参与公共事务的群体的总和，而NGO是第三部门的核心力量。
星期日：这次我们看到了很多民间力量，有NGO,志愿组织，也有几个朋友临时成立的团体，他们既然还不能成为一个部门，那么要成为一个部门，得具备些什么？
贾西津：一个部门应该是一个立体的网络状结构，打个比方，就像一个葡萄串，有一根主要的枝柄,然后从上面分出去很多分支，分支下面又有小岔，每个上面都结着葡萄，“葡萄们”有各自的定位、职能，但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和协调的。比方说，如果在欧美社会发生一桩重大的公共事件，那么“第三部门”会有机构，通常是NGO，出来发出声音。其它的呢，有负责和政府协调沟通的，也有从事具体的救援工作的，各司其职，比较有条理。
另外，欧美社会都有一些知名度和公信力比较好的NGO，大家如果需要出钱、出力、捐款、捐物，通常都知道去找哪家NGO，渠道是比较清晰和成熟。
星期日：现在有非常多人想参与震区灾后重建的人，你有什么建议？
贾西津：如果你想做个理性的志愿者，首先要给自己定位，你要想清楚，自己想做什么，特长是什么，是否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怎样才能实现我的目的等等，要是你是个医生，而做了搬运工，那可能就是浪费。
其次，你先要了解需求的情况。目前灾区已经逐步进入了重建和回复家园的过程，有很多需求，比如教育、失亲儿童、心理问题、老人、残缺的家庭等等。你可以根据需求给自己定位。
第三，了解需求信息的发布。现在的问题是，公众不知道NGO在哪里，当NGO需要人和资金，但不知道在哪里，两者是错位的。但是，这恰恰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双方互相了解、逐渐认识的过程。可能在地震之前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NGO，但现在你就知道一点，那么你可以通过朋友、网络、媒体去进一步了解，有哪些NGO，哪些适合自己，哪些比较规范成熟。当年的希望工程刚推出的时候也没有人知道它的“身份”，但是它做出了一个模式，但可惜的是，这样比较成熟的模式还太少。
最后，你才能决定自己可以做什么。
星期日：这个理性有效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做公民的过程。
贾西津：对。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有两个特点：一是主动性，二是责任，你要做一件事情，首先你得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做，我怎样才能实现你的目的。比方说，这次很多人捐款捐物，但你只是把东西送出去了，不一定是公民行为，你还有责任去选择渠道，知道东西给了谁，你对那个渠道的作为是可以监督、问责的。
星期日：你认为这次地震在多大程度上能推动NGO发展和公民自治呢？
贾西津：NGO发展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制度上的瓶颈。和5年前相比，政府对NGO的了解与合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不少政府部门对NGO的认识还不够。当有公共事务发生时，它没有这个意识要引入NGO组织，双方建立一种主导和合作的关系，可以通过NGO把更多的社会，包括人力、物资、资金，协调和整合起来。这次大地震有助于社会更了解NGO，推动NGO的能力建设，但我不认为会像台湾9.21地震那样形成一个“NGO元年”。
星期日：那么自下而上，NGO组织可以做些什么，以增强他们在社会事务中的角色？
贾西津：NGO本身也要开放，不但对公众开放，对政府也要开放，不要对政府有所隐瞒，要有比较平和的心态。此外，政府也是一个个具体的人，NGO可以要更多从个人的眼光去发展更多的机会。
在看这个版面之前，你肯定已经看到第三版李承鹏的文章。看到这里时，也许对于“为什么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还能做什么”这两个问题，你已经找到一些答案。
做一个真正有效的志愿者，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志愿组织，是一个认识、了解、学习、培训、参与、成长的全过程。这场灾难也可以视为一场异常艰巨和复杂的公共事务，那么学做志愿者的过程，也是我们学作公民、学习公民自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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